简而言之，行政行为视角下的主体行动逻辑主要包括：①简单地假定和要求各类国家机关都代表公共利益，无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者在利益假定上应当表现出的角色差异。
行政法主体在行政法场域中的处境变化，与其说表现为自身权能的绝对增减，倒不如说是相较于其他主体的权能对比情况的增强或者减弱。[34] 有鉴于此，行政法应当从失之偏颇的行政行为视角还原为行政关系视角。
我们认为，行政法产出如欲因得到广泛认可而具有正当性，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行政关系的交涉性，二是行政法过程的商谈论证性。[45] 如果我们对每个区间的商谈指数乘以权重之后再相加，那就能得到整个行政法治理的商谈指数了，它同时也可以被当作行政法效力的共识指数或者认可指数。行政法为了调节二者关系，一方面对于那些通过私人选择即可解决的领域，以法未禁止即可为的方式承认公民的行动自由。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②在平衡法状态下，行政权能与公民权能总量持平（体现为二者在矩阵中的面积相等），但二者在管理与服务领域的配置正好相反。
参见前引[18]，韦伯书，第21页。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视角转变代表着行政法场域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大学自治作为现代大学存在的基石，对于大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0]而自治也始终作为主导大学发展的核心理念而存在。
[23]哈佛大学章程则是由当时马赛诸塞州的总督Thomas Dudley以法令形式签署。但同时，国家或地方政府更是要通过大学自身进行的微现教育和管理活动，才能使其向公众提供高等教育的目的得以实现，才能最终完成高等教育行政的任务。如个正处于制度逐步形成的过程之中，如何加快这一进程，促进这一进程中大学自治空间的良性成长，这就需要我们在很多领域通过衡平来实现。只有拿到这些项目、权利、政策、资金，学校才有足够的动力跟得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高等教育行政领域中，政府行政权的行使时常超越了法律、法规对其规定的范围，同时也进人了法律、法规赋予大学的权利领域。从而通过建立有序的竞争环境，减少大学因为寻求制度之外的竞争手段带来的不利影响。
惰性一旦演变为集体思维和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自治的作用，削弱自治的基础，最终导致大学不具备自治能力。大学自治的实现，需要将其内涵以法律权利的形式赋予大学，并将自治的精神通过法律原则予以确立。[25] 大学自治需要法律予以保障。文意上是对大学自治中的教学自由予以规定，但实践中大学的这一权利并未得到保障。
《高等教育法》第33条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为追求真理的学者们提供良好的环境，使之不受外界的干扰和诱惑，进而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是大学的价值，自治是大学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其生存的前提。The Yale Cooperation Charter and Legislation. [25]有学者认为，为保证办学者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办学，又防止办学者损害举办者的利益，必须在举办者与办学者之间开辟一条在国家干预下的通道，即学校章程。从立法与行政的角度看，国家教育权无论是在宏现还是微现上，最终均掌握在政府手中。
（一）理念的衡平：微现向宏现的转变 当衡平作为一种理念时，往往会对行为产生强大的指导作用。这种章程是国家实现对大学微现干预的途径之一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国的大学自治主要表现为办学自主权，《高等教育法》第11条是其法律依据，即规定了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对能确立一个怎样的评价标准，由难依据这一标准进行评价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衡平对于我国目前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原则，更是一种方法。换言之，倘若行政部门干涉了章程中规定由大学行使的权力，章程无法被大学作为法律上的依据来抵御行政部「一的干涉。[5]规范政府的权力，[6]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向来为学界所关注，只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高等教育改革这个公共设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可见，我国的大学章程一则是设立的必备条件，二则是需要由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7]借助洪堡大学为代表的近代大学的推动，大学自治被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认可为对学木自由的一种制度保障。对于一辆能行驶的车而言，刹车才有意义。
[22]当前大学的行政组织框架庞大，无法体现精简与效能原则，但是，大学的行政机构设置，基本上是对应教育行政部门的机构设置的。[20]在淡及委员会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时，政府对国会的教育政策负责并决定财政拔款的额度，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分配公共财政。
案例二：北京大学一实激起千层浪。如师范矣的院校与理工类的院校的发展侧重必然是不同的，其自治的诉求自然也是各异的，[26]仅仅凭《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抽象的规定是无法有效回应不同发展需求的。
其宗旨是为了教学、研究和增强与工业与广大社区之联系的目的，将公共财政分配给大学和学院。资源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即国家级课题、国家级项目等。
换句话说，政府既是学校的主办者，也是学校的管理者，同时还是办学者。倘若能指的是科研能力，自然没有问题。在中现上主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管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包括学校内部事宜，如招生、分配、校长的聘任、教师的聘任、教学经费的使用等。一直以来，学者们通常把外部干涉作为大学自治难以实现的原因，而对大学内部的影响自治的阻力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
[12] Simon Marginson, Putting "Public" Back Into The Public University, Thesis Eleven, (48)2006. [13]艾瑞克·阿什比认为大学自治包括六个方面：(1)在学校管理中抵制学术干预的自由。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权的行使实现其对大学的管理，而行政权的行使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制定具有普适性的规则来影响大学实现其管理目的，也就是行政法上的抽象行政行为。
首先是未入选大名单的高中质疑北大未公开选择高中的标准。三、大学对自治的利益预期和大学自治现状的考量 （一）大学的利益预期：自治可以带来什么 大学对自治有着怎样的利益预期？自治又可以为大学实现自身目的给予怎样的帮助？答案在于自治的内涵以及当前大学的主要需求。
改革的核心则是加强院系一级的自主能力，通过教授会、学术委员会等学术团体能力的发押，将学校管理的重心下移，从而实现行政化向学术化的转变。从严格意义上说，衡平法并不是法，它是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实质正义的代称。
See Lao Kaisheng, Chinese Educational Law Review(Volume 2)，Science Educ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107 (2003 ) [26]在Princeton University v. Schmid一案中，普林斯顿大学坚持，大学的有效拥有者（它的董事会和行政人员）应该可以透过他们的大学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摘要】自治不仅仅是大学的一种权利，更是大学的责任担当。See Chen Limin, The evolution of University Autonomy in The Western World，11 JiLin EducationScience, 13 (2004)．户部信喜教授认为，应当包括校长、教师及其他研究人员的人事自治，设施与学生管理的自治，预算管理的自治以及，研究、教育内容方法的自治等。对章程的违反，即是对法律的违反，这也是百年来两所大学的自治得以完好保持的重要原因。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大学与社会间的互动日益密切，这也使大学自治的内涵逐渐发生变化，而并非单纯基于学木自由的基础。有学者将我国的教育制度称为计划体制最后的堡垒，[14]并非无道理。
甚至有评论认为北大的新政站在了教育公平的对立面，是倒行逆施。[7]Alan B. Cobban,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1-30(1991）． [8]德国基本法的学术自由权非关注学者的个人的自由权，而是学术事项由其固有的法则性，成为宪法保障对象的一种制度保障，因此被称为学木之制度的表现之一定的大学自治形态，正是基于学木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功能，大学自治制度获得了法理支撑，取得了宪法地位。
(2)其他高校年度申请增设专业数不超过4个;(3)对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不足60人的高校，每申请增加一个新专业，应同时撤销一个旧专业。博洛尼亚大学发端于学生同多会在反抗公社介入中所形成的学生联盟，成为具代表性的学生型大学。